VIAJERO 1981

1981年的旅者

1981年初，我与毕尔巴鄂银行（Banco de Bilbao）的解雇纠纷有了结果。法院判定银行为“不当解雇”，拿到赔偿金后，我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埃及。

我的好友埃米利奥（Emilio）决定与我同行。我们去办理了签证，但被告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就在等待期间，西班牙爆发了“23F”事件（一场性质微妙的、所谓的“未遂”军事政变）。在那动荡的一夜，我和埃米利奥以及其他几个朋友穿梭在各个酒吧之间，口袋里始终揣着护照，以备不测。最后，我们在“米拉马尔宾果厅”（Bingo Miramar）结束了那一晚。那天因为人很少，奖金池不大，我们竟然还中了一个小奖。

第二天一早，我们决定不等埃及签证了，直接申请去美国的签证。美国签证办得很快。我们买了环球航空（TWA）或泛美航空（PANAM，记不清了）的机票，计划经伦敦前往纽约，然后再飞往墨西哥。

出发前的那一晚，我们在巴达洛纳（Badalona）的147酒吧与朋友们道别。

伦敦中转

在伦敦中转时，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座城市。和第一次一样，海关警察对着我的证件审视了又审视。我觉得，我那头飘逸的长发肯定是原因之一。但是，正如1978年我初次抵英时发生的情况一样，当他们看到我身份证（DNI）上的职业写着“银行职员”时，紧绷的神经立刻松弛了下来。不，我不是那种想偷渡到英国打工的西班牙人。

同行的高个子红发好友埃米利奥，则完全没被刁难。是因为他长得像盎格鲁-撒克逊人吗？还有三年前和我一起旅行的安娜，也没遇到麻烦。是因为她是女性吗？至于我，到底是因为什么？我敢说，绝对是因为我那头长发。

我们在伦敦住了一晚，漫步街头并共进晚餐。第二天，我们便启程前往美国。

纽约——艺术与超大份晚餐

在纽约，我们去瞻仰了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我们逛了唐人街，漫步在中央公园，还去了格林威治村的一家现场音乐吧。在那里，我们近距离观看了蒙戈•圣玛丽亚（Mongo Santamaría）的演出，我们就坐在乐器脚下，近到几乎能触碰到他本人。

我们本想去哈林区看看，但中央公园旁边一家餐厅的意大利老板问我们：“你们是想去看野兽吗？”我们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最终没去。看来，当时的“观光”还是得有所选择。

我们住在离麦迪逊广场花园不远的一家青年旅舍，吃饭就很随性，有时在外面解决，有时回旅舍吃。

最难忘的一天是在唐人街入口处吃饭。我们在吧台点餐，每人各点了两道菜。结果分量大得惊人，我们根本吃不完。店里的员工看到我们居然每人点两份，都快笑翻了。为了维持最后一点尊严，我们装作若无其事地要了纸袋打包，哈哈。当然，走出餐厅好长一段距离后，我们就把那几大袋剩菜扔进了路边的第一个垃圾桶。

纽约与墨西哥

那是相当寒冷的几天，整座城市银装素裹，积雪未消。我们也登上了帝国大厦，在那儿拍下的照片里，还能清晰地看到那两栋在2001年轰然倒塌、令世界震惊的建筑。

离开纽约后，我们前往墨西哥城（D.F.）。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星期，游览了首都的许多地方，比如充满玛利亚奇音乐的加里波第广场（Plaza Garibaldi）、玫瑰区（El Barrio Rosa）、大学城、霍奇米尔科（Xochimilco）的水上花园，以及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

随后，我们动身前往现实中的卡托塞（Real del Catorce）。这是一个因银矿而兴起的小镇，在它最辉煌的时期甚至有过电车。我们在那里的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有一天下午，当我们回到房间时，竟然发现店主正旁若无人地喝着我们的龙舌兰酒……算了吧。

后来，我们在附近的山里待了一天，伴着牛群和牧羊人，过得十分悠闲。

十四站：惊魂之夜

几天后，我们下山来到了“十四站”（Estación del Catorce）。这个小镇坐落在卡托塞山脚下，设有火车站。我们在那里的一家旅馆住了下来，名字好像叫“东京”（Tokio），是由一位老妇人经营的。我们平时也就在那儿用餐。

3月23日是我生日那天，埃米利奥给了我一个惊喜：一瓶葡萄酒和一根西班牙萨拉米香肠（Chorizo）。那顿生日餐感觉棒极了。在旅馆里，我们还遇到了不少来自当地和国外的游客。

一天，几位当地人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在大院子里举行的派对。当时，场子里坐着不少墨西哥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以色列人。正当大家兴致勃勃时，当地警察局长“楚斯先生”（Don Chus）突然现身。他手里拎着手枪，那副神态简直和发动政变的特赫罗（Tejero）一模一样。他向我们发出警告和威胁，命令我们第二天必须离开这个小镇。当然，在走之前，他绝不会放过敲诈一笔“小费”（mordida）的机会。

瓦哈卡与乌羽玉

这就是当时的现状：他们只是想换一批游客敲诈，反正总会有新的“肥羊”送上门。这就是他们对待我们这些读着卡洛斯•卡斯塔内达（Carlos Castaneda）长大的游客的方式。

在那几天里，有一只名叫“奥索”（Oso，意为“熊”）的狗一直守护在我们身边。无论我们去哪儿，它都寸步不离。随后，我们离开那里南下，前往瓦哈卡（Oaxaca）——那是唐•胡安的好友唐•赫纳罗的故乡。

在瓦哈卡，因为过量服用乌羽玉（Peyote），我彻底失去了神智。结果，我在当地警察局的牢房里待了一整天。期间，我竟然还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在那份报纸的封底，刊登了一张我的大幅黑白照片，配文赫然写着：“亚历杭德罗·布隆查莱斯 (Alejandro Bronchales)，工会游击队员”。没错，当时就是这么写的，哈哈！

残酷的现实

在警察局里，我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毒打。当时我想从警察的胯下爬过去溜掉，而牢房里的其他囚犯则帮我挡住守卫，掩护我逃跑。结果，那些警察对我进行了一顿疯狂的毒打。这顿痛打也让我彻底从幻觉中惊醒了过来，不再犯傻，乖乖同意交一笔“买路钱”（mordida）。

交完钱后我终于出狱了。除此之外，我还不得不把父亲送给我的手表送给了一个警察。

随后，我和埃米利奥回到了墨西哥城，在那里又待了两周。我们去了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在那里，一位卖廉价纪念品的小贩妇人看着我们的样子，大概觉得我们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竟然给了我们一些钱，让我们买吃的，甚至够我们回首都的路费。

归途

回到墨西哥城后，我住进了西班牙医院（Hospital Español）。那是一家由圣若瑟女儿会（Hijas de San José）修女们经营的中心。在从瓦哈卡回首都的途中我出了点意外，多亏了安帕罗（Amparo）修女和阿古斯蒂娜（Agustina）修女的悉心照料，我才得以康复。在此，我对她们深表谢意。

等我康复后，修女们帮我们安排了回程事宜。在机场发生的一幕非常有趣：我亲眼看着她们娴熟地给警察送些小礼物，以此来换取我们顺利登机。

在瓦哈卡时，我买了一大堆——真的是整整一大堆——羊毛斗篷（ponchos）。多到什么程度呢？当我飞抵马德里时，竟然因为这批羊毛制品的数量太大而不得不缴纳了进口关税。

到达马德里后，我想留下来见见我的朋友洛拉（Lola）和米拉格罗斯（Milagros）。于是埃米利奥先回了巴塞罗那，而我在马德里又待了几天。

就这样，那场原本计划去埃及看金字塔的旅行，最终在墨西哥的金字塔脚下画上了句号。

第八章续：从十四矿区到马德里的归途 (Continuación del Capítulo VIII)

3. 十四矿区与十四站的奇遇 (Real del Catorce y Estación del Catorce)
离开首都后，我们前往小镇“十四矿区”（Real del Catorce）。这里在银矿鼎盛时期曾有过有轨电车，如今却归于平静。我们住进了一家小旅馆。一天傍晚回房时，竟发现老板正坐在我们房间里，有滋有味地偷喝我们的龙舌兰酒，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几天后，我们下山来到山脚下的“十四站”村（Estación del Catorce），住进了一家叫“东京”的简陋旅店，并在这里解决了伙食。3月23日是我生日，埃米利奥给了我一个大惊喜——他不知从哪弄来了一瓶红酒和一根西班牙萨拉米香肠，那晚过得十分温馨。

在这个小村里，我们结识了许多本土和外国游客。一天，几位当地人邀请我们去一个拥有大院子的宅子里参加狂欢派对。正当墨西哥、意大利、西班牙和以色列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畅聊时，当地的警察局长“楚斯先生”（Don Chus）突然现身。他手里拎着手枪，那副威吓的模样简直和西班牙二二三政变里的特赫罗（Tejero）如出一辙。他警告并威胁我们，勒令我们第二天必须离开这个村子。当然，在走之前，必须给他们留下一笔“小费”（即当地的索贿）。
这就是当地的潜规则：把我们这批赶走，再换一批新游客来宰。对于我们这些拜读过卡洛斯·卡斯塔内达（Carlos Castaneda）著作、一心追求精神世界探索的年轻人，他们向来是如此对待的。

4. 瓦哈卡的灵性探索与现实代价 (La experiencia de Oaxaca)
在那段日子里，一只名叫“奥索”（Oso，意为大熊）的流浪狗一直紧跟在我和埃米利奥身边，无论我们去哪，它都忠实地形影不离。
告别了那个地方，我们继续一路向南，来到了瓦哈卡（Oaxaca）——这也是卡斯塔内达笔下那位神秘老者唐·热纳罗（Don Genaro）的故土。在瓦哈卡，为了探寻当地原住民古老的神秘仪式，我因为过量尝试了名为乌羽玉（Wūyǔyù）的传统植物，一时间迷失了神志。这场精神探索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我因此被关进了当地的治安拘留所。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地报纸在报道这起突发事件时，竟在版面上刊登了我的一张巨幅照片，给我的评语居然是**“工会游击队员亚历杭德罗”**。在拘留所里，我遭到了腐败警察的殴打（当时由于神志不清，我曾试图从警察的腿间溜走，而同牢房的犯人也帮着阻挡守卫以协助我，结果激怒了警方）。身上的疼痛终于让我彻底清醒了过来，回到现实，我不得不屈服于当地的潜规则，交出了所有的钱作为罚金。甚至连父亲送给我的手表，也被一名警察强行搜刮了去。

5. 归途、西班牙医院与温暖的结局 (El regreso y el hospital español)
身无分文的我和埃米利奥回到了墨西哥城。在那里我们度过了漫长的两周。期间我们参观了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遗迹。在那里，一位卖廉价纪念品的手工艺人老妇人看着我们落魄的模样，误以为我们是极度贫困的苦难路人，竟充满慈爱地塞给我们一些钱，让我们买东西吃，甚至足够支撑我们返回首都。

在墨西哥城期间，我住进了当地的“西班牙医院”（Hospital Español）。这是一家由圣若瑟修女会（Hijas de San José）的修女们悉心管理的慈善医疗中心。在这里，修女们为我在从瓦哈卡回到墨西哥城途中因意外受的伤进行了精心治疗与休养。在此，我必须由衷地感谢阿姆帕罗（Amparo）和阿古斯蒂娜（Agustina）两位慈祥的修女妈妈。
当我身体康复后，修女们还亲自帮我们跑前跑后，协调落实了回国的行程。在机场送机时，最有趣的一幕发生了：为了让我们能顺利、快捷地登机离境，修女们一路上不停地给边检和警察塞一些精心准备的小礼物。

在瓦哈卡时，我买了一大堆、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墨西哥斗篷（Ponchos）。由于数量实在太多，当我们终于飞抵马德里时，我甚至不得不因为“进口羊毛”在海关补缴了一大笔关税。
回到西班牙后，我决定先留在马德里几天，去探望我的挚友洛拉（Lola）和米拉格罗斯（Milagros）。而埃米利奥则先行返回了巴塞罗那。

就这样，这趟原本计划前往埃及看金字塔的旅程，最终却阴差阳错地变成了走向墨西哥金字塔的冒险。这是一场跨越了肉体与精神边界的荒诞洗礼，也让我年纪轻轻就明白了：自由的代价往往是昂贵的，而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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