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DONOS A CONOCER COMO PAREJA EN CHINA

在中国作为夫妻亮相 

我们的侄子黎明开车送我们去了唐官屯。 按照霞的要求，我带上了我的修理工具箱。她告诉我，她母亲家里有很多零碎活儿需要修理，而她的兄弟和姐夫们从不帮TA做这些。霞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表现的好机会：让大家看看这个老外是个“万能修理工”。

岳母住在一所旧房子里，那是霞的房产。几个月前，她还和我们的小女儿住在一起，现在她带着霞大哥的儿子一起生活——大哥的妻子离开了他。

必须告诉你们的是，女儿和我们生活的前两三周里，一直在吵着要回姥姥（外婆）身边。这就是为什么霞去哈尔滨办护照时把她留在了姥姥家。但现在不同了，孩子虽然爱姥姥，但北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已经让她改变了主意。她已经把我们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把我们当成了她的父母。

我“着陆”的方式很直接。 我妻子负责做饭，这是她在家庭聚会中的固定任务。那时正值春节，霞总是习惯性地负责包饺子，那是年夜饭必不可少的。我的嫂子们准备其他菜肴，其中一定会有全鱼……就像在西班牙一样，为了面子，菜量必须大得惊人，一定要有剩菜。我曾想过教他们做加泰罗尼亚式的“肉卷”（canalones）来消耗剩菜，但我没做，嘿嘿，因为我也没把握。

我说我以自己的方式“着陆”，是因为我完全不在乎姐夫们看我洗碗时那怪异的眼神。哈哈，柏继彤（小女儿）告诉他们，在家里通常都是我洗碗。 他们邀请我抽烟，或是吃桌上摆着的零食。那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男人们出外工作，但他们的家务活儿仅止于进门之前。我的行为有点“颠覆传统”，但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个奇怪的外国人。不过，他们从没把我当外人，而是完全把我当成姐夫/妹夫接纳了。

那些修理活儿让我赢得了岳母的好感。后来，我和霞还为岳母购买并安装了屋顶太阳能热水器。那是一段很有趣的时光。 岳母家有厕所，是那种典型的中式蹲坑。但房子离一个池塘很近，那里的水既不显灰色也不显褐色，整个糟糕的排污系统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因此，岳母让我的姐夫们把厕所封了，她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去使用公厕。

在公厕里，我实在无法解决某些“生理需求”，于是我不得不坐上公交车（好像是951路）去静海区。那里离唐官屯有40分钟车程，有一个肯德基（KFC），那里的厕所有“西式”马桶。 后来，村里在岳母家附近盖了新的公厕，确实又新又干净。但是，那种没有门、还得一边蹲着一边跟路过的姐夫聊天的经历，真的不适合我。

公厕没有门源于一个半世纪前的鸦片战争时期，为了防止人们躲在里面吸毒。这种情况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始改变，就像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改善了那里的公共设施一样，你们还记得吗？我总说，我们其实很像，只是所处的阶段不同，仅此而已。

那个村庄是典型的路边村，没什么特色。公路穿村而过，房屋沿路排开。那时几乎没有柏油路，以前开办的工厂大多已关闭。小生意只够维持生计，人们大多去天津市区或邻近的河北省打工。不过那里交通便利，通往上海的高速公路经过那里，还有一个连接天津市中心的高速枢纽。

正如我提到的，有些池塘成了人们倒垃圾的地方。这不仅发生在那是，我去北京顺义区拜访朋友碧翠丝（Beatriz）时，也看到当地人这么做。当时的中国在卫生方面确实有些糟糕。我敢保证，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情况会改变，但仍需拭目以待。

那时的房子很简陋，没什么舒适设施，尽管后来几年所有房子都安装了集中供暖。村里也修了许多新公厕，铺设了柏油路，一切都在改变。

唐官屯有一个庞大的穆斯林社区和一个不小的天主教社区。我的岳母和嫂子们都参加天主教会的合唱团。我妻子也是信徒，虽然不常参加宗教活动。 那里有很多餐厅，因为货车和轿车的往来带动了生意。那几天我去了几家专门做牛羊肉的清真餐厅。

就在我们即将离开村子时，我女儿身上发生了第二个“奇迹”，这件事为我赢得了巨大的赞誉。

吃饭时，小家伙调皮捣蛋，头重重地撞在了餐厅的暖气片上。她昏了过去，大家陷入了恐慌。我们叫了车送她去静海的医院。车上坐着孩子、我妻子、她的二哥（只比我妻子大一点）和我。 一路上，孩子异样地看着我，因为是我把她抱在怀里，而不是她的母亲或舅舅。我在履行父亲的职责。孩子感到安全，但也感到新奇。

我妻子为了“安抚她（或者是安抚她自己）”，让孩子睡觉。我大喊：“绝对不行！到医院之前她必须保持清醒！” 孩子非常惊讶地看着我，我妻子和她的二哥虽然不理解，但看到我如此坚决，谁也没有开口。

到了医院，医生首先问的就是孩子在昏迷醒来后有没有再次昏迷或睡觉。霞告诉医生我坚决反对她睡觉。医生肯定了我的决定：头部撞击后最好不要睡觉。

这种“懂得如何做父亲”的表现让我赢得了全家人的心。 毫无疑问，我是柏继彤的父亲。经过X光检查，没什么大碍，只是虚惊一场。离开医院前，我们给她买了一个芭比娃娃——按照我大女儿安德烈亚（Andrea）的说法，那是那种“廉价版芭比”。 回程路上，彤彤开着窗户，一阵风把娃娃吹走了。出租车停了下来，我下车在娃娃被车轮“轧死”前救回了它。

回到家后，全家人对这个新成员（也就是我）的认可度直线飙升。

霞后来告诉我，她之前没有把我介绍给家人，是因为她想先了解我的家庭和生活。她知道我有两个孩子、三个兄弟、一位母亲、侄子和朋友……她想确认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浪子。 直到她了解了我的家人并拜访了我的几位朋友，她才确信我不是一个会抛弃家庭的人，而是一个想要和自己的女人一起生活、期待幸福的离婚男人。那时，她才正式把我介绍给全家人。

夏天来了，奥运会也快到了。语言学校的校长提醒所有学生，任何人的签证都不会获得延期。我的签证在6月底到期。 关女士把我叫到一边，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给了我一个严肃的解释，并提供了一个建议： “阿里，你真的想和你一起生活的那个中国女人结婚吗？ 仔细考虑一下，因为很多中国女人找外国丈夫只是为了打开出国的大门，很多人到了国外就会抛弃丈夫。”

“是的，我想娶她。她不想离开中国，甚至把‘留在中国’作为我们结婚的先决条件。”

关女士听后表示很惊讶，然后给了我那个准备好的建议： “你必须在奥运会之前，也就是8月8日之前离开中国。现在不知道外国学生什么时候能重新入境，因为残奥会之后边境可能还会关闭很久…… 但如果你真的想和那个女孩结婚，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就结婚。之后你可以作为中国人的配偶随时回到北京，那只是一个简单的手续，而且你可以通过延期签证在中国居住更久。”

“霞，听听校长跟我说了什么，她给了我一个主意。亲爱的，我们要现在结婚吗？” “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