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CANDO EMPLEO

 

寻找工作 

我们搬进了新家，我也开始寻找工作。

起初，我把运气寄托在西班牙驻华大使馆和塞万提斯学院（Instituto Cervantes）。大使馆有一个行政官员的空缺，但他们没有接受我的申请，因为他们要求应聘者必须已经持有工作许可。而我当时还没有。在塞万提斯学院，他们寻找的是精通中国会计实务的会计师，并不需要熟悉西班牙会计准则（PGC）的人。

我也向几家西班牙报社发了信，提议担任驻华记者。只有《理性报》（La Razón）回复了我，说他们当时没有在北京设立记者站的计划。我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西班牙语部主任胡民先生打了电话，但他告诉我没有职位空缺。

我也收到了中国网（China Internet Information Center）的回信，他们正在招西班牙语校对。但在安排面试时，他们加了一个条件：英语必须流利。因为他们说大部分稿件最初都源自英文。

在找正式工作期间，我为一家中国公司担任西班牙语兼职校对。这属于自由职业，他们把文本发给我，我负责修正，偶尔也会有一些特殊任务。 和他们打交道并不容易。我的修改经过他们的初校后，经常会引发争议，比如某个词在西班牙语中是否真的存在。他们不懂前缀和后缀的用法，也不明白对于我们来说，提到“伊萨卡”（Ítaca）是表达“向往的目的地”的一种常态。

其中有两次冲突最为突出。 第一次是他们给我一段文本让我校对，我想那段文字的翻译者肯定是在恶搞，故意挑战公司的底线。我收到的那段文字简直是挑衅，读起来像是萨德侯爵的小说。他们收到我的校对稿后，抱怨说其中有太多不可接受的性暗示。看来他们不仅想要我修正拼写，还希望我弱化那些争议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我行使“审查权”，尽管之前没明说。

另一次是他们让我编写100个感叹句。当我的想象力枯竭、无法从日常对话中提取更多句子时，我用《堂吉诃德》里的原话补齐了剩下的。结果他们告诉我，这些句子不符合中国的标准。

这种零星的合作一直持续到我找到正式工作为止。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应聘了许多中国和西班牙媒体的广告，但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直到有一天，一家刚刚在北京扎根的萨拉戈萨（Zaragoza）公司给我打了电话，他们需要一名远程西班牙语教学的导师。我去参加了面试。

一切都非常顺利。他们的中国区首席执行官（CEO）聘用了我，那是2009年3月底。我定于4月1日入职。 生活终于开始重归秩序。 那时我已经快绝望了，因为我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了买房中，只预留了给孩子们的抚养费。而那笔钱也快用光了。对于我的长子阿尔瓦罗（Álvaro），虽然他在法律上已满18岁且有了工作，我不再有支付抚养费的义务，但我还是给我的前妻寄了几个月的钱，大概一直持续到2008年3月。对于我的女儿，我支付的费用是儿子的两倍。她当时未成年，我一直供养她到2008年11月她满18岁且开始工作。

所以，在2009年初，我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极限，剩下的钱仅够维持三四个月的生存。那份工作简直就是我的救命稻草。 我当时甚至已经做好了回西班牙当“移民劳工”的心理准备，赚了钱再寄回中国供养家庭。

我知道我哥哥当时被我吓得不轻。当我找到工作后，他才告诉我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我对他说，我比他更放松，哈哈！我还让他转告他的妻子（她曾向我明确表达过对我的看法）：我从没打算向任何人伸手要钱，我这辈子都没这么干过，他很清楚这一点。如果我被迫回到西班牙，我也会以劳工的身份，为了给我在中国的妻子和女儿寄钱。

是的，如果说谁真的放松了，那肯定是我。生活中总有那些为我们操心的人，我能理解，那是爱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