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Í SON AHORA MIS DÍAS

 


第四章：当下的生活点滴

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已退休，拥有许多空闲时间，只保留了几项让我保持活力并能与孩子们接触的小任务。

我通过互联网给几个学生教西班牙语。此外，我还负责给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们送晚餐——大约有40个孩子，他们就在我妻子和两位朋友合办的一个学生餐厅（小饭桌）里就餐。在她们经营的四个学生餐厅里，我总是随叫随到，是个“万能助手”，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帮忙。

当然，我的日程也排得很满：每周有三个上午，我必须准时参加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这项治疗最初是由巴达洛纳的Germans Trias i Pujol大学医院（Can Ruti）医生开具的，现在我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继续进行。

尽管如此，我依然有充裕的时间。因此，我写下了这本书，主要讲述我在中国这近20年的生活历程。

这部自传讲述了亚历杭德罗（Alejandro）的梦想，而这些梦想在我化身为“阿历”（Ālì）时达到了顶峰。因为，我的日常生活现在已经是完全中国式的了，我就在这里，在我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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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 QUÉ ME AUTODESTER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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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我为何“自我流放”到中国（且从未后悔） 序言：寻找消失的远方 我清醒地意识到（或者我只是这样认为，这并不重要），我那天真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很久以前，我发现这个世界不仅疯狂，而且人们已经失去了方向感。他们觉得地平线是不可触及的，于是，我决定为自己发明一个。这并不是逃避，而是我独自向前的行军。 我不存在所谓的“情感流亡”，因为那是我 主动的自我放逐 。我来到中国，是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甚至是私下里寻找一种愉悦。因为我深知那个所谓的“现实世界”是多么糟糕。 西班牙2006：一场没有麻醉的耳光 那时的西班牙正处于一种病态的狂欢中。我当时在一家出版集团工作，亲眼目睹了那些高层是如何像秃鹰一样啃食公司的尸体。当作为会计的我试图指出那些账目造假时，那些所谓的“文化精英”却告诉我：“所有的出版社都在赔钱，你太偏执了。” 不，我不是笨蛋。我看到了掠夺者如何收买人心，看到了体制的腐败。我不想在那样的环境下继续呼吸。 偏见与觉醒 当我提到想为华人社区办学时，一些所谓的“进步人士”却傲慢地说：“移民就该融入，为什么要浪费钱让他们学母校的语言？”那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和阶级偏见让我感到恶心。 他们曾预言我在中国待不过几个月。但现实是：我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家，实现了儿时的梦想，结交了真正的朋友。 现在的我：一个在房山的安那其主义者 我已经67岁了，我与自己达成了和解。我不需要再向谁证明什么。我克服了流放的痛苦，也战胜了被强加的沉默。 现在的我，比西班牙人更像中国人。虽然我仍拿着西班牙护照，但我的心早已定居在这里。在中国北京房山，我找到了我的爱人夏（Xiá），我“偷走”了她善良的心，我们一起跳舞，直到现在。 如果有人想和我喝杯酒，聊聊人生，我就在这里。 中国北京房山区，这就是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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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读者的告警 (Aviso para navega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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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读者的告警 (Aviso para navegantes) 前几天我说过： 毫无疑问，中国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你们在看中国时，应该带上一点谦虚。因为你们（西方）并不是什么“暴发户”，而我们这里也并非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强盗”！ 有那么一些人，几十年来披着民主的外衣，极度贪婪地勒索所有人。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中饱私囊，填满少数头目和权贵的账户。现在他们甚至连“为了公共利益”这种遮羞布都不要了，只要喊一句“我们要再次伟大”就足够了。你们知道我在说谁吗？我想你们一定知道。 今天，我想补充一点： 由于我深知某些人脑子里装满了什么样的“浆糊”（或者说是混乱的思维），我想进一步澄清我的话： 在这里（中国），我们不是强盗。而那些一边标榜民主一边尽可能疯狂掠夺的人，才是真正的强盗。 我知道魔鬼是如何行事的。我也看透了那种“犹太复国主义—福音派合众体”（及其追随者，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的本质。他们坚信自己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企图让全世界俯首称臣，正把世界推向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还要提醒那些相关的人：如果从这场野蛮行径中能产生任何好的结果，甚至如果现状有所改善，那些破坏了人类共存与相互尊重规则的人，绝没有资格揽功。相反，他们必须为自己破坏规则的行为承担责任。 罪行定会有其报应，代价将取决于其罪行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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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ÁMB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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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那年（1973）：我想像哥哥们一样长大，去工作 我家有四个兄弟姐妹：大哥胡安（Juan）、姐姐玛格达（Magda）、哥哥加百列（Gabriel），还有最小的我。那是1973年，我崇拜的三个兄姐都在工作。 我当时是个成绩不错的学生，甚至在学业上很有前途。但我太想向哥哥们看齐了，我想快点长大。于是，一到14岁（当时的法定工作年龄），我就提出要出去工作。 父母极力劝阻，希望我继续读书。但我固执己见，承诺会坚持读书。于是，我白天工作，晚上在 L'Hospitalet（奥斯皮塔莱特）Santa Eulalia（圣欧拉莉亚区） 的 COPEMH（中学） 读夜校。直到1975年，我都在那里完成了高中的最后几年课程。后来，我们一家搬到了巴达洛纳（Badalona），我在那里的 Albéniz 学院 完成了大学预科（COU）。 回到1973年，我一心求职。我去了一家职业中介所，参加了一份“见习生”（meritorio）职位的面试。那是一家名为 Iberesport 的小型体育用品公司。面试后，中介竟然给我父母打电话，说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个“亏本买卖”，因为以我的能力可以谋求更好的职位。我父母回答说，他们也这么想，但既然我执意要干，他们也不会反对。 我开始上班了，但只干了两周。有一天，由于我在银行办完事没立刻回办公室，主管训斥了我。而就在那天早上，还是他亲口跟我说“办完事像往常一样先回家吃饭，下午再来”。我觉得受到了羞辱，立刻炒了他们的鱿鱼。 后来，我参加了两家银行的 “botones” (办公室见习生/高级勤杂工) 考试，分别是 加泰罗尼亚银行 (Banca Catalana) 和 毕尔巴鄂银行 (Banco de Bilbao) 。我通过了前者的考试，但他们要求加试加泰罗尼亚语。为了准备考试，我在大哥的岳母 Señora Esperanza（埃斯佩兰萨女士） 家住了一个夏天，她是一位和蔼的法语老师。考试时，我当场翻译并朗读了一本《神圣历史》。 但在结果出来前，1975年9月25日，我已经开始在 毕尔巴鄂银行 (Banco de Bilbao) 工作了，于是我拒绝了另一份录取。我在该银行一直工作到1981年。 那几年正是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末期，随后是所谓的“西班牙民主转型”。那是动荡的岁月，我们中许多人曾梦想着推翻资本法则的帝国。然而，大多数人最终接受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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